代表近代工业水平的标志是钢铁和煤炭产量。到1919年初，东北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85％和82％，是同期日本国的10％和15％，分别比东北新政前增加28％和35％。
这些数字是动态并且正向增加的，因为据日本关东军情报总部传来的消息，在黑龙江又有几个千万吨级的铁矿及煤矿正被发现----其实这个数据并不可靠，张汉卿明智地选择了压低这些数字。
经过近1年半的努力，平齐线竣工并于1919年初正式通车，北满铁路的一条新拓支线自哈尔滨向东北方向沿松花江延至佳木斯也在验收中。至此，吉林东北部以及黑龙江全省交通干线四通八达，极大地提升了松花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之所以能够在财力明显不足的时候完成这个大动作，铁路沿线的百姓们出力甚多。张汉卿为解决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发行了铁路券。这个券除满足日常生活必需外，其余部分约定三年之后兑现，极大地节约了现金流。贫苦无着的老百姓起先对这个券不是太感冒，但是在人民党派出的工作组下乡入村宣传后，因为分得土地从而对政|府产生信任的农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另外在能够减少一个劳力口粮的吸引下，在农闲时间，可以看到上百万人的务工人员忙乎在铁路线上。当时交通条件极端落后，所有修建铁路用的枕木、铁轨，甚至基石，都是用极原始的手推车从泥泞难行的原野里拉过来的，用张汉卿的感慨说：“平齐线的竣工，是东北老百姓推出来的。”
因这些地方不在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张氏父子放心大胆地动工兴建基础设施，反倒是奉天省的建设落后于吉、黑两省。随着苏俄势力的渐渐下降，张作霖在实际上得到了比正史上同期远多得多的实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哈尔滨异军突起，已经显示出了作为省会城市和中东路重要节点的巨大辐射力和影响力。正史上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哈尔滨已经是亚洲第二大国际大都市，仅次于东京，远强于上海。这里有34家外资银行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端口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一度达1809个。
经过张汉卿亲自主抓的“东三省计划委员会”的努力，东三省的国民经济运行、交通、实业建设，比正史上又不知强过多少倍。种种反馈表明，奉系政|府的努力，加速了东北的发展。
政治上，以张汉卿为主席的人民党高歌猛进，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了党部，并在张作霖等的支持下控制了东北三省的议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而人民党的依靠，正式变成三会：农会、商会、议会。农会，以“东北土改委员会”为框架；商会，以张作霖、于翱舟等官商资本为基础，于翱舟甚至已经成为东北的首富；议会，完全由人民党掌控，因为议员的提名权落在由各级商会、农会、政|府手里。
虽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张作霖起初并未真正理解这些“秀才”的能力及作用，但是当“皿煮领袖”、“开明统帅”的桂冠完整地戴到他的头上时，他却比任何时候对人民党的支持要来得更强烈。相较于他原先政|府基础：军人和绅士联合的政|府形态，人民党提出的政治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撇除军人专政----军人根本不在政治管理范畴内，而是服从于政治，这是一种健康的行政。
他一度是作为一种姿态担任的人民党的名誉主席，现在又堂而皇之地遥身一变成为党的中常委。一手握枪的他，也能够在公开场合大讲特讲皿煮的好处了：凡是他想做的事情，都以议会的名义去实施；凡是不满意中|央的决策，他也可以名言正顺地用“有违东三省民意”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将政令挡回去。他真真切切地尝到了党派政治的好处，这软刀子要比武力反对的吃相好看得多了。
当然，人民党依然没能实现党管政|府的期望，不过那只是在形式上。现在人民党的触角已经渗透到东三省的每一个角落，三成以上的政|府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都加入了人民党。两个督军：张作霖、孙烈臣，成为新的中常委。
由于兵工厂的建立，奉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奉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一支相较于其它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张汉卿极力改善同英美等国的联系，在张作霖英籍顾问伊雅格、自己的外国友人普莱德、盟兄顾维钧等的联系下，与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康格表达了善意，并期望美国能在机械制造、轮胎、造船、化工等优势方面积极投资，以牵制日本在东北经济实力过大的局面。
不知是受张汉卿东北改革的启发，还是世界形势已经向着党派政治演变，1919年的日本关东军改革也有大幅度变化：撤销关东都督府，改设权限较小的关东厅，成立关东军，也把军政分开。
关东军的首任司令为立花小一郎中将，司令部设在旅顺，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其下辖1个陆军师、6个独|立守备营、旅顺重炮营和宪兵队等，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护路部队，人数约为4万，直接隶属于天皇。比较张作霖的力量，日军关东军无疑差了好多，这也是日本人无法有效控制东北自治政|府改革动作的原因之一。
当然，有交集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冲突，而整体上弱势的奉系免不了吃亏，这是国力决定的。然而在张作霖父子的严防死守下，日本也很难在渗入奉天地盘上有较大的突破，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想象的。
张汉卿熟知历史，深知这段时间其实是中国近代走向末路的重要原因：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以及后来的北伐、中原大战，耗尽了中国残存的一点实力。历史上中原大战甫过，尚未喘息，九﹒一八事变，又轻松将当时全中国工业最好的东北占了去。
（作者按：正史载，20年代末东北工业化水平已超过长江流域，张氏父子的新政使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附属地经济的威胁，这成为9.18事变的经济诱因。1931年满洲----即东三省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而全中国城市化水平在1990年才达到18.96%，经过约15年的建设----主要是东北的工业底子及资源，满洲于1945年在工业规模上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体。
只是日本战败后苏军将东北抢掠一空，留给新中国的不足一成----苏军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甚至连大连工厂里的办公椅都不放过，自1945年9月起7个月里运输设备、物资的火车日夜不停。即使如此，东北依然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摘录至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
如果能够把工业能力换成军事能力，并充实地武装起来，是否就能彻底地让日本死了进攻中国的心思？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直到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的综合国力都要远强于日本，日本对中国还是有“感觉”的。日本之所以派遣了那么多的“中国通”，处心积虑地收集全方位的情报，就是因为这时候，他们虽然有“北进”的想法，却不敢相信自己的实力。
就连大名鼎鼎、策划了“满洲事变”（日本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称呼）、建立了满洲国、拉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的日本最有名的兵家石原莞尔自己都一再强调：“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那种‘惩罚中国，数月间国民党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这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作为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因而力主以满洲为基地的关东大移民。
张汉卿一直怀疑，如果九﹒一八日本不是很轻松拿下东北，他是否有胆量、有能力全面进攻中国还是个未知数。他一直认为，一旦日本在东北碰到硬钉子，哪怕是处在僵持状态，历史是不是就会沿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呢？而这个结尾的可能性，在发生在正史上的“诺门坎战役”上可见一斑。
1939年德国进攻苏联前夕，日本尝试了在远东的军事占领，但是遭到以朱可夫大将的迎头痛击。自此直到二战结束，即使在苏联西方战线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日本也没敢在东方战线再起战端，虽然日本与德国缔结了同盟条约。
所以日本是一只恶狼，在碰到绵羊时，它当然要大快朵颐。如果中国是一头犀牛，那狼势必要避开它的两只锋角。而中国如果是一只雄狮，以日本的国民性，虽然会有所不甘，却也只有夹着尾巴装狗----正史上日本人对战胜国美国的作法足以证明一切。
只是以现在的状况，张氏父子的奉系有这个能力将日本这匹狼打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