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一年（1052年）春二月，西京，三年一度的科举大试，刚刚落下帷幕，趁着四海俊才、天下群英齐聚京师的机会，一年一度的牡丹诗会，也即将开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列祖列宗在当世人们的印象中已逐渐模糊，曾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也仅仅停留在史官学者笔下与文人词臣的诗文中。
绝大部分人们，更习惯于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尤其是对居天下之中的京畿士民来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璀璨的正统时代，堪称一个全民享乐时代，只不过，这盛世康乐，针对的人群不可避免越来越窄……
自世宗以来，近四十年间，大汉帝国科举，愈加呈现“政法化”、“学院化”，这既是朝廷选材越发注重法理，也因为大量政法大学堂以及其他地方学政学堂出身的学生士子，大量出现在“科举”这条帝国最正统、最高等、竞争也最激烈的入仕“赛道”上。
到正统时代，大汉帝国的入仕途径，已经更为清晰地分为三条，一考举，二恩荫，三则是“以吏能入仕。这三条中，不论考举一事，如何受权贵、学阀等统治阶级的影响，它都是帝国最为公平的一项选材办法，至少还能让人看得到点希望，每一届都还能看到些“寒门”出身的才士冒头。
第二条，不必赘言，这权贵们的福利，也是统治阶级们维护帝国统治的根本原因之一刘，虽然从来为清流贤才所攻讦，但它始终存在。
并且于“低调”之中，从容传承，牢牢地掌握着帝国莫大一份话语权，而在帝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变迁下来，新老权贵固然在不断更迭替代，但这个阶层却在不断壮大，既是帝国的强大脊梁，也是帝国庞大身躯上的寄生者.
至于第三条，则是最为艰难的一条路了，情况也最为复杂，并且呈现越来越艰难、复杂的趋势。归根结底，帝国上下，各级墨吏以百万计，而朝廷命官却是有定数的，而官与吏之间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有如鸿沟一般深峻，以致底层官场有“一入吏场身难翻”的说法。
回头来看，反而是在世祖皇帝时期，才是真正将“不拘一格降人才”理念贯彻的，到太宗、世宗时期，法治在不断加强，等级规矩日益森严，对广大吏员们也越来越不友好。
世宗通过兴办吏政学校的办法，的确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吏才，但很多学生，其第一选择，依旧是进京参考，万不得已，才愿意接受“吏”这样的道路。
不过，吏职转命官，固然艰难，上限也很低，但容易出人才，尤其是实干之才，那毕竟是从百万吏员中脱颖而出的人才，不管是能力、经验还是运气，都缺一不可。
在尚书令范仲淹秉政的六年之中，对帝国吏政有着众多的整顿与改革，其中在选拔良才干员上，就大力地提拔了一批吏员，授以命官，这批人大多具备实干之才，但被攻讦为“范党”，以及范仲淹“弊政”之一，究其原因，动了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
这三条入仕途径，在其日益清晰的同时，也意味着帝国阶级的彻底固化，这一点在帝国上层统治建筑中，尤其显著。
开宝时期，在以乾祐一代开国元勋的基础上，还能崛起赵普、卢多逊、张雍、李昉、吕端、王祐、王禹偁等一干庶族领袖；
太宗时期，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徐士廉、寇准等臣也扛起庶族官僚的旗帜；
哪怕到了世宗时期，仍有张俭、杜衍、曾会、王钦若、丁谓、夏竦、包拯等一干崛起于平庶的名臣、干臣。
但进入正统时代，准确地讲从建隆中后期开始，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凭借一己之力，以惊艳才情，位居高位的了。不是没有，只是很少，并且上限肉眼可见。
处在帝国庙堂高位的，已基本为权贵集团所占据，越往上，越是如此，不管是中枢部司宰臣，还是地方封疆大吏，你想要找一个出身平平者，反而很困难。
倒不是没有寒门崛起，但是，若不通过依附权贵，仅靠个人才干与努力，想爬至高位，简直是痴心妄想。大汉帝国不是没有这样的骨节之士，但绝大部分人，穷极一生，能否做到州府之任，都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包青天声名在外，不附权贵，甚至专门与权贵“作对”，但是，这样的人，数遍天下，又能有几人？而况，如非政法大学堂出身、世宗近臣、皇帝侍讲等一系列buff加持，即便包拯名望隆重，又能在帝国高层待多久呢？
便是如此，也屡屡受到攻讦，处境堪忧，个人仕途上，也难有寸进，内阁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等虚衔随便加，但范仲淹曾两度推动包拯进入政事堂拜相，都被群起反对，尤其在都察使的提议上。
看看世宗中后期在帝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一些臣僚吧。欧阳修，这个到正统时代已是一代大文豪，与苏舜钦等人，重修《唐书》、《三代史》，堪为新一代清流领袖。
但欧阳修的冒头，除了本身那惊艳的才情之外，政法大学堂出身，状元及第，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要溯源的话，他还是靠几个岳父的扶持，早有胥偃，后有杨侃、薛奎.
便是如此，欧阳修终其一生，也没有真正处在庙堂高位，掌握朝廷实权、重权，他只是名气很大，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高。
但在大汉帝国真正的掌权者眼中，根本排不上号，更像是当家人们摆在殿阁间的一尊佛像罢了，而一旦言行出格，贬谪也就来了。
蔡襄，也是一代大家，清流领袖，他是出身闽学，如今更是莆田学派的当家人物；富弼、韩琦者，多年政事历练，早已是帝国政坛的后起之秀，闻名朝野，但一路都少不了张俭、杜衍这等首相之才的提拔、扶持。
而今科的进士状元曾巩，他则是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欧阳修在房州时收的弟子，是其在“古文”上的传闻，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便是范仲淹，若非其父打下的直通太宗的名声，若非集娄江、睢阳这两大对帝国政坛具备重要影响力学院的光环于一身，他岂有位列宰堂的一日。
当然，范公最终能够入殿登堂，官拜尚书令，得“聚天下之望”，最为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世宗皇帝的培养提拔，还得有个好运道，正统皇帝“听话”.
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官吏成长环境中，范仲淹秉政的几年，也被后世之人，评价为“大汉帝国最后的公平时代”。
而即便一心为公的范公，其所维持的这份公平，也得打个双引号，因为他维护的朝廷体制，从根本上，是对帝国权贵们的维护。
一方面坚决维护帝国统治与律制，一方面又要打压限制作为统治基石的权贵官僚，范仲淹的执政，可想而知是在怎样一种矛盾、纠结与艰难之中度过的，说其苦苦支撑，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也正因为范仲淹之后，那种日益让人窒息、束缚的政治环境与升迁制度，才显得范仲淹在时，帝国那苦苦维持的清明，是何其难得。
然而，即便再固化，天下士林、寒门才士，终究还是有上升的可能，那条登龙之阶，也被庶族官僚死死维护巩固，被勋贵集团作为装点的门面。
上升的途径，即便狭窄，毕竟存在
与之相对的，真正让人窒息的，还是军队。一百多年了，军功贵族们对帝国军队的掌控力，虽呈下滑趋势的，但其依旧拥有强大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军队官僚主义大肆抬头的同时，一些独属于军令、军政系统的规则，也更加固化了，最显著的一点，同样是提拔机制与上升途径。
到正统时代，帝国官兵的升迁，看靠山，认出身，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了，甚至早已深入人心，为人所接受，就好像生来就是这样的规则一般。
对于一个普通入伍的士兵来说，若无靠山，仅靠正常的军事训练、卫戍、戡乱等职业活动，一辈子能够做到一个“百夫长”，就极其难得了。
更多的人，在超龄之后，就被发还家乡务农了，若是有立功表现，抑或是挣得个军职，或许还有机会被安排进地方差役系统，抑或乡兵系统，从地方官府讨份差事，就是这样的人，基本都是十中取一。
正统时代的大汉军队，对普通官兵来说，已然逐渐丧失曾经拥有的荣耀与待遇，东京的昭烈庙，年年都有大祭，但那些曾经动人心弦、直击灵魂的精神与意志，却渐渐染上尘埃.
帝国军官的来源，更多的，来自勋贵将门之荫赐，出于帝国几大军事学校。至于武举，则已经彻底被玩坏了，到如今，只是作为一些即将受到提拔的军官履历之一。
至于军事人才的选拔，军队自有其规矩！
而军队的这种固化，又以海军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