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李谕再次来到清华园时,被周诒春请到了校长办公室,屋中还有几人,李谕大都认识:顾维钧、詹天佑、梁敦彦、颜惠庆、王正廷等。
周诒春道:“少川(顾维钧字)向我提议,成立一个欧美留学生团体,每年聚餐三到四次,不仅能够联络感情、解决问题,还可定期请美国或者中国的著名人士讲演;并且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召开讨论会,集思广益。”
李谕说:“现在归国的欧美留学生已经不少,确实有必要建立一个公益组织,我当然同意,而且愿意捐赠五台无线电报机以及一万元会费。”
顾维钧说:“院士先生大气!请您加入同学会真是明智之举。”
李谕笑道:“严格来讲,我不算欧美留学生。”
“算得,当然算得!”詹天佑说,“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授予您博士头衔,难道是假的?”
“就是!”周诒春道,“再说了,那么多留美学生因您而起,如果您不加入,这个团体就少了主心骨。”
“太看得起在下了,”李谕说,“剑桥给我的博士几乎是出于荣誉性质。但如果同学会不涉及政治目的,我倒可以加入。”
顾维钧道:“一个同学会罢了,能有什么政治目的?大家主要想通过举办演讲、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公众受益。我等要是不能报效社会,怎么对得起几年漂泊海外寒窗苦读。”
“既如此,我接受。”李谕说。
周诒春道:“有您在,才能有更大的号召力吸引越来越多欧美留学生加入;还能找来洋人的大学者做演讲,就像不久前贝尔、特斯拉、伊士曼等人。”
顾维钧笑道:“周校长,您的目的表露得太明显了。”
周诒春也笑了:“院士先生聪明绝世,没必要瞒他。”
清末民初时各种老乡会、同学会屡见不鲜,北京城里湖广会馆、绍兴会馆之类的不要太多,周诒春等人搞个欧美同学会几乎是顺理成章。
由于此前欧美的留学生们自己办过一些小团体,比如“留法比德会”之类,组织难度并不大。
在座的几人随即进行捐款,很快募集到五万元之巨,然后由顾维钧出面购置一处宅院使用。
欧美同学会在民国时期应该算得上相当有钱有实力的民间团体,毕竟晚清民国能留学欧美的绝非普通人家,非富即贵,还得有才。
欧美同学会刚放出成立的消息,就引起朝野震动,谁叫会员里的大人物太多。
首批会员达到了近三百人,以学习工程技术、工商实业和财经的最多;其次是学习政治、法律的。他们中有近八成在北洋政府或直属机构任职。
举办第一届聚会时,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教育总长汪大燮(临时担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亲自出席。
李谕则拉来卡内基教育基金赞助了一家图书馆。
如此阵容及耗费放在留日同学会上根本不敢想象,——但留日学生胜在数量多。
汪大燮首先进行发言,主要就是一些祝贺的话语,临近结束时,汪大燮向李谕道:“院士先生可不可以为第一届研讨会定一个议题。”
李谕不假思索地旧话重提道:“在座都是国之脊梁,要聊就要聊点有用的话题。如今民国初立,最缺的就是两样东西,科学与民主,作为议题再好不过。”
顾维钧赞同道:“这两点不仅是本次聚会的议题,还应成为每次聚会都无法忽视的议题。”
汪大燮则说:“科学是个值得多说道说道的东西,此前我便想提出议案,应当以非科学的名义废除中医。”
汪大燮的话一出口,就引起了一片哗然。
李谕说:“汪总长,我想问个问题。”
“院士先生请讲。”汪大燮道。
李谕问:“中医有没有治病救人的能力?”
汪大燮说:“有当然有,但是……”
李谕立马追问:“但是什么?”
汪大燮想了想说:“但总感觉不够科学。”
“有用就是了!”李谕道,“在西医能够做到普及之前,就想着废除中医难免有点眼高手低,脱离大众。虽然在座同学会成员均是各界精英,但如果只以自己的阶层来考虑问题,只会越来越脱离实际。”
“说得好!”孙宝琦鼓掌道,“有用就是王道,如果一味地只唯西方论,那我们连筷子都要废除掉。”
汪大燮问道:“但这样不就有违科学的议题了?”
李谕只能耐心给他解释:“太多的我也不懂,但以最常见的中草药举例,其能治病救人,实际上就是含有某种有用的化学成分,西药不过提炼了出来而已。但问题是提炼涉及到一整套复杂的生物、化工、检验程序,姑且可以称之为产业链,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见的工厂,这可不是一时半会能配套建好的。”
汪大燮沉思道:“原来如此,我考虑得太简单了。”
李谕接着说:“此外,洋人看病很贵,要是能像我们一样抓副药喝,他们八成也会愿意。”
孙宝琦问道:“我记得院士先生引入了德国药企,难道不够?”
李谕叹道:“差远了,只能勉强够几座大城市使用。广大农村地区无法兼顾,但总不能让他们生了病就无医可看、无药可吃吧。”
汪大燮奇道:“以院士先生的谈吐学历,我一向认为你出身豪门,但每句话却又不离百姓。”
他当然不知道李谕是个穿越者,按他穿越前的出身,就是个普通工薪家庭,哪是什么豪门。
李谕笑道:“欧美同学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谋求社会福利,如果不谈黎民百姓,怎么谈得上社会福利。”
周诒春等人一齐佩服道:“先生高义。”
吃晚宴时,李谕与资历比较老的留美幼童坐在了一桌。
李谕随口问身旁的詹天佑:“眷诚兄在忙什么大工程?”
詹天佑放下筷子说:“粤汉铁路长沙-武昌段。”
李谕说:“记得我去长沙时,那边的百姓都非常期待这条铁路早点通车。”
詹天佑叹道:“如果铁路贯通,长沙必然可以发展起工商业。但现在资金就位困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通车。”
这段湘鄂铁路在粤汉铁路里已经算相对比较好修的,地势较为平坦,而且距离不是特别远,又连接两座重要城市,价值很高。
梁敦彦与詹天佑一样,都是第一批留美幼童,梁敦彦说:“资金的问题我会向财政部继续沟通。”
詹天佑说:“尽量多争取,你要是能拿出武昌至长沙段的足额工程费,我可以再多修几十公里,甚至通至株洲。”
梁敦彦笑道:“眷诚还是老样子。”
詹天佑负责的湘鄂段在1918年修好后,粤汉铁路其他部分的工程就几乎陷入停摆,留下了近一半没修,直到1936年才竣工。
算起来,整条粤汉铁路从1900年开始,前前后后整整修了36年。
顾维钧此时又对孙宝琦说:“外长,《总统选举法》已经起草完成,是不是要送去国会审议?”
孙宝琦说:“是的,只是显得有些仓促。”
他们聊的是当下一件大事。
几天后《总统选举法》被国会审议通过,又过了两天,袁世凯便迫不及待召开了总统选举。
正式候选人实际上只有袁世凯自己,只是后来加了黎元洪等几人凑数。
袁世凯几乎占尽优势,认为自己当选毫无争议。但两轮投票下来,他都没有得到足够票数。
根据《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大总统由国会议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必须有议员总数2/3参加投票,以总票数的3/4决定当选人;如经两轮投票还无人当选,则以第二轮投票中的两位领先者进行决选,并以过半数票者为当选。
可能是议员们发现外面站满军警,对这种胁迫行为颇为不满,出于义愤不想给他投票。
第二轮投票过后,已经过了中午,议员饥肠辘辘,但军警们把持了国会进出通道,议员无法外出就餐。
他们甚至公然放话:“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去!”
到了第三轮投票,终于选出袁世凯为总统,此时已经月上枝头。
袁世凯对结果还算满意,四天后便进行正式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他选的就职场所非常有象征意义——前清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太和殿。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能猜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感觉已经可以“奉天承运”,没必要对国会继续藏着掖着了,直接掀桌子,把国会解散了。
总之相当离谱。
章太炎知道后异常愤怒,写了一封手书,让李谕拿着去问梁启超什么意思。
李谕在北沟沿胡同见到梁启超时,他的心情似乎也十分不好,看到章太炎言辞犀利的文章后,放在桌上没有反驳的意思。
“如今国会解散,各个政党亦被驱逐,我的一切理念都成了泡影,还有什么好说的。”梁启超无奈道。
听得出,此时的梁启超也对袁世凯产生了一丝失望情绪。
可袁世凯目前的实力太强,呼风唤雨,几乎到了予取予求而无不得的地步,任何人都拦不住。
梁启超又说:“我现在终于有些羡慕疏才不涉足政坛的举动了,简直是有先见之明。”
李谕说:“主要是本人忙于学术以及教育,没有那么多精力。”
梁启超翘着脑门道:“真是烦恼啊!”
屋外一人突然说道:“什么事烦扰了老师?”
一个穿着制服的瘦削军官走了进来。
“松坡,你怎么来京城了!”梁启超惊讶道,旋即又说,“难怪,也难怪!”
李谕认识眼前这个年轻的将军——云南都督蔡锷。
梁启超之所以“奇怪”又“不奇怪”,是因为蔡锷的身份比较特殊。
目前不在北洋势力统治下的地方可能也就两广、云贵。而蔡锷年纪轻轻就当上云南都督,关键还当得挺好,能力出众,肯定让袁项城心中产生了一点猜忌。
蔡锷进京后被委任了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的职位,虽然级别不低,可光听名字就知道比云南都督差了太多。
显然是明升暗降。
袁项城本人倒是挺看重蔡锷,此前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支持了自己,他很想继续重点培养一下,但在此之前,袁项城必然要再测试一下蔡锷的忠诚度。
蔡锷同样认出了李谕:“早在日本读书时,就时常听闻院士先生大名,久仰久仰!”
李谕道:“本人同样久仰蔡都督威名。”
蔡锷确实很厉害,可惜死得太早。
而且亲眼见了后,李谕才知道为什么后世拍电影在对蔡锷选角时会用刘德华,他本人确实挺帅气。
也难怪后来会传出八大胡同的故事。
对了,现在他还没有认识小凤仙,那是一年半以后的事。
梁启超说:“松坡,你难道没看到太炎先生的现状嘛?”
蔡锷是个聪明人,回道:“学生担任闲职,而且没有什么诋毁言语,不至于被监禁。”
梁启超问道:“你要坚定站在大总统一边?”
蔡锷道:“要看时局如何发展,但学生能够肯定的是会一直站在老师这一边。”
“我明白了,”梁启超叹道,“只能寄希望于强人政治可以救国。”
蔡锷又对李谕说:“院士先生,我在报纸上看到您已经造出飞机,能不能让我亲眼观摩一下?”
李谕说:“当然可以,如果你想上天,我甚至可以载你一程。”
蔡锷激动道:“还有这种好事!”
李谕说:“教练机而已,飞不高,也飞不快。”
蔡锷根本不挑:“只要能亲自坐一次飞机,我就毫无怨言。”
这事好办,次日李谕就带他来到天津冯如飞机厂,给了他一副护目镜后说:“我们会在天上飞十分钟左右,趁今天晴空万里,好好看看。”
李谕也有飞机瘾,驾驶教练机飞到一千米左右的高空后,蔡锷惊呼连连:“听说飞机可以侦察敌情,果不其然,看得实在太远了,任何军事部署都一览无遗。院士先生,您说是不是?”
李谕笑道:“我只看到了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