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寿走了之后，赵学宁转而关注起了清帝国的事情。
拿下菲律宾和暹罗之后，赵学宁便利用清帝国官方对国外事务漠不关心的特质，披着西班牙和暹罗的马甲和清帝国展开贸易。
他仿照和日本贸易的先例，利用兰芳籍西班牙人加入到东印度公司里，然后充分使用原先和清帝国贸易的方式从清帝国官方获取丝绸、茶叶和瓷器。
而且由于广州十三行内的那位不知名的“大人物”暗中相助，赵学宁以西班牙人的马甲获取和清帝国贸易的难度降低了不少，得以用西班牙银元和白银获取重要的货物。
这些货物兰芳本国国内是没什么消费市场的，主要用来加入到对欧洲贸易之中，或者将这些东西转手卖给带英东印度公司，让带英的东印度公司获得比预计更多的货物，好全面垄断欧洲对中国商品的获取渠道，从中大发其财。
而带英赚了钱，出于对兰芳的重视与结盟需求，当然也不会亏待兰芳，会让兰芳从这场贸易中赚取到丰厚的利润，所以赵学宁也乐于披着这层马甲继续干活。
至于暹罗的马甲，那就基本上是用来购买铁和硝石的，这是弘历特许暹罗购买的战争用品，也是赵学宁需要的。
用两层马甲加强了和清帝国的贸易往来之后，兰芳情报部门也并没有放松对清帝国沿海地区的渗透，没有放松对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的情报探查与内部渗透。
但还真别说，这年头想要对带清搞渗透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兰芳对带清目前可以展开交流的手段要么是靠汉人搞走私，要么就是靠兰芳籍欧洲人搞正当贸易，这两个渠道面对的要么是十三行，要么是沿海地区的走私商人。
这两个团体的确背后都有势力在支撑，但是背后的势力一般也不会具体参与到事务之中，十三行和走私商人都是干活儿的，不是正儿八经的官员。
而且通过早些时候一些失败的接触，赵学宁摸索出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弘历统治下的带清，你可以和官员谈谈怎么捞钱，怎么讨皇上欢心，怎么阿谀奉承皇上的丰功伟业，甚至可以私下里探你是怎么和小妾玩愉快的羞羞的游戏。
但是你唯独不能谈政治。
弘历在经济上对天下万民是超乎寻常的优厚，据统计，终乾隆一朝，他累计下令免除天下万民农业税达两亿两白银，创下历朝历代之最。
有灾祸的时候他会减免赋税，南巡的时候也会减免赋税，兴致来了也要减免赋税，老娘过生日自己过生日也要减免赋税。
生下来就没有过过苦日子的弘历在经济上确实管得很宽松，对谁都是如此，最后甚至连议罪银这种制度都能让和珅给搞出来，可见在他统治的中后期，他的确不太把钱当作一回事。
官员捞钱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只要别在他看中的东西上动手，他就不会下死手。
但是在政治上，从乾隆十三年以后，他就是绝对的高压，乃至于超高压，且他的这种超高压还不仅仅是针对官员、文人这些传统的精英阶层，甚至连一般老百姓都逃不过去。
弘历尤其忌讳民间一般百姓，秀才、举人等谈政治，只要出现，就是严厉打击乃至处斩，官员也不能随便谈政治，一旦涉及到忌讳，轻则革职，重则处死。
别说汉人不能谈政治，满人都不能妄议国政，文字狱高峰期，一個满人官员写诗嘲讽了几句蒙古人，结果弘历说满蒙一家，你嘲讽蒙古人就是在嘲讽我，把这个满人官员给逼自尽了。
在这样超高压的统治下，帝国臣民无不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虽然没到道路以目的地步，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开始严格注意忌讳，尽量不谈和政治有关的一词一句。
在官员群体内，这样的意识也非常重，稍微涉及到一点政治，如果不是最亲近的人，那都不敢说一个字。
弘历的手段残忍，无非是想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的严酷处置，让更多的人不敢妄言政治，从而达到稳固统治的愚民效果，他认为只要人们浑浑噩噩，就能保证他的江山万万年。
这确实有用，确实让人们不敢谈政治，【莫谈国事】的传统被弘历发扬光大，成功让广大民众开始远离政治，一心一意过日子、搞钱。
他的这一举措给兰芳带来了不少意料之外的麻烦。
比如兰芳在建国之初就在经济方面成功和三省沿海之地的走私商人扯上了关系，与他们做了很多贸易，粮食啊，铁器啊，铜器啊之类的，大家合作得很愉快。
有钱一起赚，哥俩好啊四季财啊，这些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的兰芳情报部门人员与不少三省之地的走私商人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
一开始兰芳情报人员觉得关系处的差不多了，可以稍微深入一下把他们发展为兰芳的地下情报人员了，结果才发现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弘历的恐怖统治给天下万民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只要情报人员稍微谈及一点点政治内容，谈及一点点和弘历治国有关的内容，这些走私商人都会面色大变，赶快捂住兰芳人的嘴巴，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以免遭罪。
不要命辣！
怎么还说啊！
不怕被人听见啊！
更有甚者之后就不再和兰芳情报人员合作走私，离得远远的，似乎察觉到了一些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后来兰芳方面才搞清楚，对于此时此刻的走私商人们来说，搞走私可以，被发现了，还有的说。
多花点钱打通关系，免不免罪不好说，但是只要给钱多，甚至还能找人顶罪，代替坐牢，自己继续过自己的舒服日子，接着走私，接着赚钱。
但要是触及到政治的范畴，别说花钱了，搞不好连你三族都能给捎上。
朝廷动辄一招三族消消乐，降维打击直接从紫禁城远道而来，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摁死。
到那时，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一人好走，三族那么多人，怎么走？
故土难离啊！
也因此，陈启隆主导的情报部门一开始还想着与沿海各地的官员拉拉关系，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些官员的协助，后来意识到，一点用没有。
官员可以很愉快的和伱一起搞钱，甚至为你开绿灯、开后门、打掩护，什么都可以，甭管多丧心病狂甚至是渎职，只要搞到钱，万事皆可说。
但就是不能谈政治，谈一点点，就没有下回了，甚至还可能有杀身之祸。
清帝国官方对于兰芳这种外部势力，当真就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块铁板。
一块由恐惧辅助铸造而成的坚硬的铁板。
为此，兰芳情报部门在赵学宁、陈启隆的组织下开了不少次会议，最后大家商讨了一个走下层路线的办法。
不和那群家大业大的人玩了，爷要换打法。
既然那些有恒心有恒产的家伙们不好拉拢，也怕这怕那的，那就干脆放弃他们好了。
家大业大的人总是想法更多，但是这天下总有一些不怕这些事情的人，比如遍布整个清帝国的没有土地的传统意义上的loser们。
白莲教天理教这种存在都能在清帝国拉起相当庞大的一股力量，前后转战十数年还无法被彻底消灭，这就足以证明所谓的盛世也不过是一小部分人的盛世罢了。
大部分人，还只是苦哈哈的挣扎在生死线上下。
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命，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甚至于连命都朝不保夕，甚至于根本不识字，文字狱什么的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浮云。
他们不正是最好的可以联合的对象吗？
赵学宁于是下令情报部门改变打法，不再与走私商人、官府的吏员之类这群人谈政治，就和他们单纯的联合赚钱，做生意，纯粹为兰芳积累资金。
而另一边，情报人员们又积极接触三省之地的下层人士，采取了两条策略。
第一，就是积极招募三省之地没有土地的破产农民、流民前往兰芳，用土地、住宅等等优厚条劝诱他们出海去兰芳，只要愿意去，什么事情都是兰芳负责，他们只要人过去就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式，从共和国元年到共和国四年，每年都有几千到一万不等的三省之民被带到兰芳各地安置，这种做法确实给兰芳补充了一些人口。
不过移民效率太低，所以最主要的，还是第二条策略——在清帝国内部搞事情。
这些情报部门派过去的走私商人们往往也都原本当地的民众，因为之前混不下去出海谋生，之后打着“衣锦还乡”的名义回到了故土，花了钱走了关系，把之前润出去的黑历史抹掉了，重新变成天朝顺民。
反正管户籍的地方小官只要有钱收，什么都好说。
甚至于地方官府有没有关于他们润出去的记录都不好说。
对于这些账面艺术大师们来讲，钱可比真实可靠的记录要重要多了。
之后就是花钱打点关系，买通官府里的相关人员，在他们的协助下用钱购买土地。
三省之地寸土寸金，优质土地的确价格高且紧俏，但是情报人员的背后是兰芳，资金充裕的兰芳，不好买归不好买，但是只要有钱，这些也都不是难事。
有了土地，有了住宅，有了门面和官面上的关系，这些情报人员就华丽转身，成为了当地颇有地位的员外。
当了员外了，自然也会拥有自己的佃户，这些佃户往往是之前的土地主人留下来的，因为这一带永佃制度的存在，所以往往地主变更了，耕地的农民还是那么些。
当然了，所谓的永佃制度也不是那么牢靠的，只要有钱有势，员外说谁来耕田，那就是谁来耕田，所以在这个方面，地主的权力还是更加强势的。
根据土地的多少，控制的佃户数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相对于获得土地和佃户来说，情报人员成为员外的更大的好处在于有根据地可以招募更多的流民前来自己的农庄之中了。
招募流民不一定需要让他们来耕种土地，单纯的用来看家护院保护自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都不能算是个事情。
清中后期，随着人口日渐增多，两广和福建的人地矛盾越发突出，为了争夺土地和水源，民间械斗之风盛行，官府和官兵都不能制止，甚至有些时候都不敢参与进去，生怕被打死打伤。
一次械斗从早期的几十人上百人，到后期发展为几千上万人，一旦打起来简直就是一场古典时期的战争，为了争夺土地和生存资源，大家都武德充沛，十分剽悍能打。
所以一位拥有土地的强势的员外，往往也要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他的属性，即本身所属的宗族以及自己手底下拥有多少能打战的壮丁。
宗族强势，手底下也有能打战的壮丁，就能守住自己的家业，还能掠夺其他宗族的产业，让自己的宗族过得更好。
宗族不强势，手底下没什么能打战的壮丁，没有多少成年男子，那就很难守住家业，很有可能在土地争夺战中落败，然后家破人亡，沦为流民。
到那个时候，你指望官府给你主持公道？
官府才不会管你，官府只会为胜利者主持公道，要成为胜利者就还是要靠自己。
一边耕种田地一边演武备战，是这个时期两广、福建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民的日常生活。
毕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天爷不下雨，水源会成为大家的生命线，也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某个强势宗族看上了某块地，就要引起一场尸横遍野的宗族大战。
而这种野蛮甚至有些疯狂的风俗，恰恰成为了兰芳破局的关键点。
情报人员往往都有自己的宗族，他们接受共和国的指令、带着大笔资金返回老家，洗白身份之后，就会重回各自的地方宗族中挂名。
而宗族发现自家从国外润回来一个有钱有势的实力派，往往也会非常高兴地接受他们成为宗族的助力，重新接纳他们，并向他们寻求经济和武力上的援助。
这个时候，兰芳的情报人员们就会以自己的土地产业为基础，招募流民，配合原先地主留下的永佃户，让他们【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搞起秦国那套古典主义的耕战体制。
因为有特殊的需求，所以招募的人就多了一些，还专门挑身体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青少年男子加入自己的农庄，甚至于公开招募，不做掩饰。
这个因为大家都在搞，是地方上不成文的风俗，官府也不会过多的在意。
反正不管谁家势力大，也不会忘记给官府塞钱，官府只要保证这些械斗不会转移为造反就可以，有些时候甚至会故意纵容乃至于挑拨地方宗族之间互相争斗。
他们互相争斗、互相仇视，互相之间有了血海深仇，就不会联合起来针对官府，官府的地位和权势才更加能得到巩固，统治才不会受到威胁，不是吗？
皇帝会平衡朝廷势力，地方官也要平衡地方势力，否则怎么保证自己的唯我独尊呢？
大家都不傻。
而这就成为了兰芳发展自己的势力的关键点，得以半公开的扩大自己的宗族武装力量而不受限制。
同时，因为人地矛盾突出，土地资源稀少，能耕种土地吃上饭在三省之地往往也是不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
在人地矛盾越发突出的当下，破产农民能重新得到土地耕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成为流民，使得人地矛盾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对现有工作人群的冲击也非常之大。
而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农民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也会主动“降薪”，向土地持有者寻求收留，希望能有一口饭吃。
面对大量劳动力拥挤的“卖方市场”，地主们当然不会做什么拟人的事情，纷纷开启了【不当人锦标赛】的大比拼，互相赛着谁家的租子更高。
你家四成，我家五成，你家五成，我家六成。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不当人的手段，如果有人觉得他们太不当人，太可恶，他们就会理直气壮的怼回去——
【你不种田，有的是人种，大清最不缺的就是人，滚！】
又能怎么办呢，生产资料确实在他们手里。
发展到这一时期，某些人地矛盾特别突出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主家获得耕种收入的八成而佃户只获得二成的可怕情况，这在一些地广人稀的地方是难以想象的。
只能说，老百姓的日子是真的难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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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就算是我也不会天天吃午餐肉啊，虽然我的确是午餐肉的忠实拥趸就是了，今儿早上吃的是肠粉和蛋黄烧卖，味道也还算不错啦，但还是没有面和午餐肉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