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留居澳门期间
龙济光后期，朱执信来到澳门居住。
前门是生火吃饭的地方，后门是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
朱执信在后面开会，杨道仪在前门望风。
龙役平服后，大家陆续回归，聚居澳门。我们仍然和以往一样与同志们住在一起。同志们在屋舍前部工作联络，我们就住在后进。外地同志如有任务来澳，都以此处为驻脚地。
父亲和同志们共处一室，寝食与共。每天，母亲总是抱了大把的柴枝，不停地在门前劈破。原来是借作守望警戒，一发觉形迹可疑的人物出现，或不寻常情形发生，便立即向屋内报讯。
母亲也常和父亲吵嘴，声达户外。人们都奇怪；他们一向相敬如宾和洽相处，那可能发生摩擦，以致恶言相向。而且，以母亲温婉柔顺的性格，相信绝不会呈现这种情况。然事出于故布烟幕，令人生出错觉，以为他与家人不洽，经常离家。这不仅方便他那频繁外出的联络工作，也免于启人疑宝。
有一次，父亲匆匆从外面带了一个女子回来，一言不发逐直带进书房里，闭门相处，久久不闻声息。母亲当时胡疑满腔，在客厅中踟蹰往复，既想推门进去看个究竟，又怕自己显得过分猜忌，始终注视着书房门，不肯稍离。虽然偶或有人进出，总理不出头绪，连个女子的影也不见。后来，她才领悟到：那是同志为免泄露行藏，化装改扮成为女性而已。
同志间深切相关，出发于共同意向，共同目标，共同抱负，都有生死与共的决心。后死者都慷慨激昂的步着先烈的足迹，前仆后继的努力工作；也对他们家人尽心照顾，一如亲人子侄，人人认作义不容辞的任务。
朱执信家庭与古应芬家庭
“古家父子夫妇，在父亲生前和死后，对我们关顾照料的深厚情谊，直可比拟亲骨肉而容或过之。”
在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终生不渝照顾我们的汪、古两家；勷勤伯（古应芬）夫妇与父母亲的情谊是至死未变的。难能可贵的是古伯公（古父介南公）也视我们如亲侄孙。
在澳期间，始姊约六岁，开始跟外公（介南公）认字，而媺姊亦留古家与古伯母为伴。一次外公给媺姊一根油条，叫她和姑姊分享。
那时，她还不到三岁，接过油条，一边比量着两边的长短大小，一边行行走着，嘴里喃喃说道：「阿姊阿边」。当时，古伯母尚未有孩子，就把她视若女儿；
所以，她也就叫古伯母作阿娘，古伯作阿爷，古伯公作「外公」。我们亦随着同样的叫得亲切。事实上，古家父子夫妇，在父亲生前和死后，对我们关顾照料的深厚情谊，直可比拟亲骨肉而容或过之。
朱执信号称“三哥”
朱执信在革命党中，“大多三山五狱人马都能听命于他”，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在当时，大家都经常以“三哥”来称呼朱执信。
及至时局稍定，大家先后由澳回穗。我家住河南的一个办事处后座。一如往常，父亲和同志们在前部同寝同息，合作无间。同志们对他也坦诚相处，视如同胞。共同称呼他为「三哥」的不单是最亲近的朋友，甚至遍及会员众多的海员联谊社的会友。
由此可见同志们对他的仰赖和敬爱。父亲一向负责策动联络，收编民军及正义绿林好汉。所以大多三山五狱人马都能听命于他；许许多多人也就经他引导而纳入正途，收为正规军队。也仅有他敢于冒险犯难，和这些置生死于度外的人周旋。
一次，同志住处因来客过挤，容纳不下，父亲被迫返回后座留宿。
1917年朱执信家搬到上海
朱执信夫妇共有四个子女：大女朱始、二女朱媺、三女朱娱（本文作者）、儿子朱百新。
1918年朱执信全家搬到上海居住。
孙中山派人租下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六号作为朱执信住所，“并代为置备一应需用家具：铜柱铁床、被褥、橱锅盆碗，以便入住时无所缺遗。”
数月后，他的三女（娱）就出生。这时他不时到东、北江及福建等地奔走，数月不归。始姊则有时住外婆家，有时住舅公家和表姑姊们同室共学。开始由守清的汪家三舅婆（章淑若）教读。
及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三舅婆被精卫四舅公接往上海居住，父亲就趁机托她把始姊带到上海，交四舅公夫妇教导。亲相信他们的思想学识较开明，而自己行踪不定，由他们督教，成果会更好。所以弱龄的始姊就跟了去上海。
翌年，我们全家北上沪江。起先住在一个小弄堂末端的屋里。
孙伯伯（中山）熟知父亲忘我助人的性格，定必忽略了家居需要的计划安排；先行派人租下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六号（在办事处隔壁），作为我家住所；并代为置备一应需用家具：铜柱铁床、被褥、橱锅盆碗，以便入住时无所缺遗。
这样，可以令父亲方便工作，也不致远离家庭。
民国八年冬新弟出生，孙伯伯又送来小铁床和婴儿用品，照顾得无微不至。现在回想：孙伯伯所预置的铁床是母亲终生唯一豪华用具。后此，她不曾为一己享受打算过。
媺姊在这段时间出麻疹，搬到楼下隔离看护，我年幼无知，偷偷跑去探望，由此就同时沾染上了；幸而新生的弟弟避过传染，不然，三个孩子一齐病倒，却是麻烦的事。
壮年时候的朱执信。